只有主动适应环境才能收获成功获得进步

汉光武帝刘秀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有为皇帝，史称其才兼文武，豁达大度。他长于用兵，善于以少胜多，出奇制胜。他对待臣僚开心见诚，不念旧恶，但赏罚严明，虽仇必赏，虽亲必罚。但就是这样一个赏罚分明的皇帝，在某些事情上也会有情非得已的让步和妥协。

建武十五年，刘秀针对当时“田宅逾制”和隐瞒土地户口的严重现象，下令全国检核土地户口。郡县守、令不敢触动贵戚官僚和世家豪族，反而在清查过程中“优饶豪右，侵刻羸弱”。伤害了农民利益，激起各地农民的反抗，郡国的豪强大姓也乘机作乱。对此，刘秀采取的对策是在处死度田不实的十几名郡守之后，即停止度田，向豪强地主让步。刘秀深知自己的阶级属性，维护国家政权固然重要，但在稳定的大前提下，犯不着与大地主阶级决裂，这才是治国良策。

清朝初年，年仅52岁的皇太极，英年早逝。《清世祖实录》记载：太宗“储嗣未定，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这场争夺大战的两位主角是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和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豪格相貌不凡，力大超群，久经沙场，屡建军功。多尔衮比豪格小3岁，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豪格的叔父，努尔哈赤曾有遗训立他为储君。清天聪、崇德年间，多尔衮参加了皇太极组织的几乎所有重大战役，也是军功显赫。

剑拔弩张之际，豪格假装退场示威，多尔衮在急速地思索对策。他考虑若强行登基就有可能招致八旗分裂，并最终危及清朝国基。基于拥立豪格的两黄旗势力先前提出拥立皇子的方案，多尔衮说：“两黄旗大臣说得有理，既然肃亲王不愿继承帝位，那就立先帝皇子福临吧。”多尔衮这席话使双方紧绷的神经松弛了下来。两黄旗看到多尔衮不再坚持他要做皇帝，虽然没能推举豪格当上皇帝，但福临也是先帝的儿子，就不再提出异议。

多尔衮隐忍退让的结果是虽未得到皇位，却当上了摄政王，自己掌握了实权。原本胜算很大的豪格，却成了最大的输家。

有哲人说过，经营美好人生需要妥协与自知之明，这与前面故事完全吻合。

陈彤很早的时候曾经采访过一个非常年轻而且有才华的奥迪汽车设计师，他当时为车展设计了一款概念车。她问他作为一个优秀的汽车设计师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他说：“是妥协。如果没有妥协，就不会有任何新款问世。”她那时很惊讶，以为他会强调创造和个性什么的，哪里想到他会说出“妥协”。不过他说的妥协不是没有原则的唯唯诺诺，而是建立在自知之明基础上的。

中国有句古话，叫“人贵有自知之明”，是有些道理的。人在年轻气盛的时候，多半是很难客观准确地对待自己。班主任老师告诉他的学生，他做学生时成绩很好。小学时心比天高，立志考清华北大。初中时，觉得浙大也还行。到了高中，尤其是高考填志愿时，就和自己妥协到，只要专业喜欢，能考得上重点大学就行的地步了。

其实，人生就是一边做着选择，一边不断与自己讨价还价的过程。哪里有交易，哪里就有妥协，而善意的妥协可以是美好生活的源泉。

妥协不是简单的让步和放弃，而是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达成了一种共识。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妥协不仅是为了“安定团结”、“家和万事兴”，而且妥协还潜藏着一种坚持，这种坚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坚定的决心——无论怎样，我们都要把事情做成；无论怎样，我们都要把日子过好。

西方一些企业在提拔主管的时候会考虑一个人的婚姻状况，是因为结婚的人比未婚的人更懂得妥协。一桩婚姻要持久有效就得学会自己给自己搬梯子，找台阶。否则，真要僵住了，一个说离一个说好，就真离了，日子也就过不下去了。工作也是一个道理，除非不想干。

当然你可以选择不妥协，但不妥协的后果往往比较糟糕。

在英国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地下室，圣公会主教的墓碑上写着这样的一段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梦想改变整个世界。当我渐渐成熟明智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世界是不可能改变的，于是我将眼光放得短浅了一些，那就只改变我的国家吧！但是这也似乎很难。当我到了迟暮之年，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我决定只改变我的家庭、我亲近的人——但是，唉！他们根本不接受改变。现在在我临终之际，我才突然意识到：如果起初我作出足够让步，从改变自己开始，接着我就可以改变我的家人。然后，在他们的激发和鼓励下，我也许就能改变我的国家。再接下来，谁知道呢，或许我连整个世界都可以改变，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

再如，小国公主想嫁大国王子，怕是高攀不上。下嫁本国青年才俊，又心有不甘。一来二去，年复一年，年岁渐长，心里一急，咬咬牙也就妥协嫁了。结果往往不如前几个对象好，这就是剩女现象，原因就在于妥协晚了。婚姻专家讲，在婚姻中，一定要有一方主动示弱，然后包容，帮助彼此成长，经历了这个过程，婚姻关系才能更加稳固。

当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环境的时候，尤其是环境不利于我们的时候，就改变自己，这是一种智慧，一种策略，也可以叫做让步或妥协。因为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改变过，只有主动适应环境，才能收获成功，获得进步。